CQ9传奇电子 CQ9电子CQ9电子CQ9电子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内制造业发展形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宏观背景在新的历史阶段，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进一步加快，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日益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提供了机遇；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制造业发展最大的推动力量，加快培育高技术产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制造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加强，产业集群化已成为国际制造业发展的一大趋势，进一步发挥区域特色优势，发展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国内资源的日益稀缺，推行绿色制造，实现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现实基础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作为工业的主体，已成为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78—2011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增长速度居全国之首；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8%提高到43.8%；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省外贸出口额的比重由60%提高到93%；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全省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居全国前列。整体而言，制造业已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机制优势，以块状经济为代表的集聚优势，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营销优势，以轻纺工业为特色的产业优势，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因此，必须加快制造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着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先进制造业基地是以高新技术为先导，高附加值产品为主体，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若干差距的重要途径。在新一轮的全球制造业产业分工和转移过程中，必须抓住发展机遇，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指导思想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指导思想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推进制造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制造业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提高经济的综合实力，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原则。大力推进制造业的信息化，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加快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信息技术重组产业形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努力实现制造业跨越式发展。
——坚持技术创新原则。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强化核心技术培育，以创新占领市场，实现制造业从引进技术、模仿加工向自主创新转变。
——坚持体制与机制创新原则。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推进企业联合重组，引导各类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更高程度上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具有较强活力的体制优势。
——坚持集聚发展原则。充分发挥制造业块状经济优势，加快集群化发展，将优化产业布等功能，强化产业特色和专业化协作配套，促进与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产业协调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
——坚持开放促发展原则。注重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开发利用。在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发达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和领域，积极参与长三角的合作和开发。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融入全球制造业体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把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与建设生态省、扩大就业结合起来。推动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合理利用资源，努力发展“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因地制宜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培育和发展，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地位，激发广大企业主动参与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积极性；同时，切实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环境。
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根据制造业实际和发展要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目标是：
1．产业规模。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均增长11%以上，力争总量超过8000亿元。制造业销售收入占全国比重超过10%。
2．产业水平。主要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居国内领先水平，骨干企业的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企业信息化；全省制造业经济效益居全国前列；工业综合利用效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制造业中高技术、重化工和装备产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3．产业集群。块状经济产业层次得到显著提升，培育和建设30个左右以若干核心区块、核心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其中10个左右为全国性制造中心，20个左右为国内重要的产业基地。培育30家左右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4．产业外向度。保持制造业出口持续增长，力争制造业出货值占全国比重达到15%左右，成为全国重要的出口基地。制造业直接利用外资额占制造业总投入比重达到20%以上。
——到2020年，制造业全面融入世界现代制造业体系，基本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与现代装备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国际性先进制造业基地。
——区域布局构架。按照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要求，着力构筑化进程和各类园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块状经济，形成一批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
——产业发展构架。在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沿海临港重化工产业，努力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二）重点发展的产业集群药、机械等优势产业发展；金衢丽沿高速公路产业带要加快传统优势产业及资源深加工产业发展，着力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1．加快建设一批全国性制造中心。选择市场前景好、特色明显、国内领先的优势产业，重点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力培育核心区块、龙头企业，构建以核心区块为主体、产业集聚规模大、专业化协作水平高、功能配套完善、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全国第一。形成10个左右集生产、研发、交易、信息为一体的全国性制造中心。
2．积极培育一批全国重要的产业基地。选择基础好、市场潜力大、具有一定优势和带动作用的产业，重点是进一步做大做强，提升产业竞争优势。着力培育核心区块的主导产业，使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全国10%以上，并居全国前三位，建立国内先进的研发中心，加快形成产业链的配套体系。形成20个左右全国重要的产业基地
。此外，要继续做大优势产品，培育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全国领先的特色优势产品基地。
3．规划建设一批制造业产业新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统筹规划、基础先行、科学布局、滚动发展，形成整体优势。抓住大项目，培育大企业，发展大产业，构筑产业集聚新区，形成接轨上海，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大载体、大平台。重点发展环杭州湾大产业带，其他有条件的地区也要积极构筑新的产业集聚区。
（1）纺织化纤产业。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纺织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重点发展化纤及化纤面染后整理的产业技术瓶颈。纺织化纤产业规模争取达到全国的25%左右，纺织品出口创汇额达到国际主要纺织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构筑国际重要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基地。
（2）品牌服装产业。进一步提升和培育现有优势品牌和企业，重点培育10个左右全国著名品牌和全国服装行业龙头企业。着力优化设计、提高品质、提升品牌，推进服装出口由加工型向品牌出口型转变，努力实现创国际知名品牌的突破，提高服装出口附加值。服装产业规模争取达到全国20%以上，打造国内一流的品牌服装制造中心。
（3）精品皮革产业。继续保持产业规模全国第一的优势，重点发展高档产业用革、服装革提高皮革制品设计能力，培育一批全国皮革制品著名品牌，争创国际名牌。皮革及皮革制品产业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争取达到25%以上，建设全国皮革及皮革制品制造中心。
（4）高档塑料制品业。进一步提升塑料薄膜、高档日用塑料制品及模具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大力发展塑料原料，拓展塑料在工程领域的应用。塑料制品业的产业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争取达到15%以上，形成全国塑料及制品制造中心。
（5）造纸及纸制品业。巩固和提升纸板、工业技术用纸、信息用纸及纸制品在全国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提高造纸业生产集中度，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增强纸及纸制品新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能力。纸及纸制品的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形成全国重要的造纸及纸包装产业基地。
（6）家用电器产业。进一步提升家用电器集群优势，提高技术开发能力，推进家电产品向智能化、个性化、节能环保型方向发展，努力培育著名品牌，积极引进国际著名品牌。形成国内重要的家用电器产业基地。
（7）金属加工及制品业。进一步提升五金制品、铜铝加工、钢结构件等产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加快五金行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五金制品技术含量及产品档次；提升铜铝加工装备水平，着力发展高附加值铜铝加工产品；适应现代建筑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钢结构产业。金属加工及制品业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争取达到15%以上，建设全国重要的金属加工及制品产业基地。
（8）精细化工及氟硅化学品产业。重点发展高档染料、涂料、新型农药、氟化工及有机机硅产业达到30%以上，形成全国氟硅化学品制造中心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
（9）食品产业。大力发展方便食品、绿色食品、新型特色食品、水产品精深加工和海洋生物食品。强化饮料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培育农工贸一体化的食品龙头企业，推进食品企业加快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提高食品精加工程度，扩大食品出口。
（1）电子信息产业。培育发展移动通信、计算机及网络、微电子、电子专用材料和新型电子元器件等具有一定优势的产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与国际著名IT企业的战略合作。加快软件、系统芯片及产业化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力。信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争取达到10％左右，形成全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2）新医药产业。大力发展化学原料药、现代中医药等优势产品，加快发展生物制药、天然药物和新型医疗仪器等产品。加快开发新的剂型，着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实施中药现代化工程，大力推进中药产业化、国际化。医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争取达到10％左右，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10％，打造全国一流的新医药产业基地。
（3）仪器仪表产业。重点培育发展自动化仪器仪表、电工仪器仪表、光学仪器、汽车仪器信息化水平，加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开发，积极采用国际标准。仪器仪表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争取达到20%以上，建设全国重要的仪器仪表产业基地。
（1）大石化产业。依托化纤和塑料大省的市场优势和临港区位优势，建设PX、PTA、EG、ABS、PVC、PS等大型石化项目，加快实施大乙烯项目。
（2）优特钢产业。依托钢铁产品消费大省的市场优势和临港区位优势，建设若干个大型不锈钢和板材类优质钢冶炼及加工重点项目。
（3）船舶修造产业。依托沿海临港优势，加快与国内外船舶企业的合资合作，积极发展大型船舶和特色船舶修造产业。
（1）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产业。继续保持摩托车、汽摩零部件的优势，产业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争取达到15%以上，出口创汇占全国的比重争取超过20%。改造现有传统工艺装备，提高汽摩零部件的制造质量和档次，着力培育系统供货及模块化技术生产，使更多的汽车零部件进入国际采购体系。依托汽车零部件的产业优势，积极与国际著名汽车企业进行合资合作，加快发展汽车产业。
（2）专用设备制造业。继续发挥现有专用设备和环保设备的制造优势，提升大型空分设备。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加大与国外著名厂商的合资合作力度，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产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着力提高工艺装备水平，增强产品开发能力，加快推行国际标准。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争取达到15%以上，形成全国重要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产业基地。
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着重围绕技术支撑、扩大开放、加大投入、集聚发展、品牌战略等重点，实施以下“工程”。
（一）企业信息化工程信息化、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企业信息化建设。力争三分之一以上企业推行以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为主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加快在全国性制造中心中建立有影响力的专业网站，构筑区域信息共享平台。
（二）技术创新工程着力抓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形成先进制造业基地有效的技术支持。鼓励大中型企业建立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争取建立一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国外设立研发机构。争取更多的跨国公司和国内科研院所到设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制造业研发投入（R&D）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力争达到2%左右，其中高技术产业达到5%以上。扶持建立若干个面向产业集群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和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构筑中小企业技术支撑体系。加强工业设计，大力推广应用先进制造技术。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主动接轨国际制造业的生产标准体系，推进产品的国际标准认证。鼓励优势行业和企业制订或参与制订国际标准。
（三）投资推进工程资金，着力引导民间资金投入主导产业，参与大项目建设。大力推进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造，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一批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大、带动作用强的大项目，集新增投资达到7000亿元左右。
（四）外向带动工程积极探索招商引资工作新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注重重大项目的引进，力争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数有明显增加。增强生产企业自营出口能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引导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开辟出口新渠道，实现工业制成品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作，实现共同发展与提高。
（五）工业园区整合提升工程充分发挥制造业产业集聚的优势，按照产业链配套的要求，集中力量整合提升各类工业园区，提高园区的投资密度和产出水平，建立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作、政府扶持、滚动开机制，重点建设若干个大型集聚新区，成为承接国内外大企业投资的新平台。
（六）大企业培育工程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实施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更多的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联合等多种方式做大做强，把建设大项目作为发展大企业的重要途径，加快形成一批主业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同时努力培育100家左右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同行业领先的“小型巨人”企业。
（七）品牌发展工程重点抓好知名品牌的培育，加强名牌产品的推介，进一步做大已经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荣誉称号的企业和产品；推动更多的企业和产品进入全国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行列。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和产品争创国际知名品牌。力争形成100个左右具有较高国内外市场知名度的名牌产品。依托产业集群优势，大力推进区域品牌建设。
（八）可持续发展工程贯彻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节约能源法，通过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污染治理、绿色营销和淘汰落后等手段，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制造业发展模式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推动制造业增长方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型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转变。力争50%以上重点控制污染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工业园区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制造业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达到40%左右。初步形成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和生态环保型为特征的制造业新格局。着力推进欠发达地区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深度加工，培育特色产业，优化投资环境，积极承接发达地区制造业产业梯度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
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着力构筑组织领导、基础设施、现代流通、人才支撑、投融资和政府服务等六大方面保障体系。
（一）组织领导保障体系各级政府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落实领导分工联系制度和领导责任制度建设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结合实际制定相应规划方案和实施意见，把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各级经贸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对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组织实施，落实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各项政策举措。
（二）基础设施支持体系能，创造更优的投资硬环境。加快发展一批新的电源项目，统筹电源和电网的协调发展，构筑以大型电厂为支撑，500kV环网为主网架的电力安全保障体系。鼓励建立各类园区共善生活服务设施，创造安全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三）现代流通先导体系结合起来，以大规模的流通带动大规模的生产，以现代化的流通促进现代化的生产，形成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的新格局。加快传统流通业态的改造提升，大力发展连锁经营、育发展要素市场。推动工业企业创新贸易组织方式，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销体系，建立决机制。进一步发挥流通在扩大消费、拓展市场、带动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方面的先导作用。
（四）人才支撑体系，努力构筑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营造创业留人的良好氛围。着力培育一支素质发展必需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中高级技工和熟练工人。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五）投融资保证体系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有关补贴规定，加大财政投入，集中财力设立省先进制造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和鼓励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投向先进制造业，大力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从国内外资本市场融资，鼓励跨国公司和省外大体制改革和民资银行组建步伐，引导和鼓励各级金融机构支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加快建立有利于引导各类投资主体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经济调控机制。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正在形成，它主要由三个环节组成：生产制造、研究开发、管理运营。把中国定位于现代制造业中心，就是将经济资源重点配置在新兴产业和经过现代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同时对其他两个环节也有所注重的国际分工定位和产业竞争战略。在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三个环节中，研究开发环节居于关键地位，管理运营环节能获取较多的国际分工利益，生产制造环节则处于较低的层次。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将中国定位于生产制造环节呢？
以比较优势作为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原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H—O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比较优势学说的经典理论地位，但二战后的国际贸易实践对比较优势学说似乎形成了挑战。围绕着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二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循着两条脉络：一是继承比较成本学说，根据实践的变化修正和发展比较成本学说，如新要素理论、动态周期理论等，循着这一方向形成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比较优势的内涵，指出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特征，但仍然坚持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与原则；二是从全新的角度去研究贸易产生的基础及国际分工所应依据的原则，如产业内贸易理论、公司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等。
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因而寻求产品的差异性并以差异产品为基础进行规模扩张，是进行分工、获取贸易利益的有效途径。表面上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结论与比较优势学说的主张似乎是不一致的，但确定差异产品的过程本身就是比较优势、劣势的过程，扩张规模以降低成本的过程就是创造比较优势的过程。产业内贸易理论所研究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水平分工发展到产品间分工、零部件分工和工艺工序分工阶段的条件下，各国如何进行分工并获取贸易利益的问题，其所依据的分工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公司内贸易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进行公司内贸易的动机、利益和格局，显然公司内贸易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紧密联系的，而跨国公司在决定是以投资还是出口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时，比较优势、劣势的分析始终是其基本的分析方法。由此不难看出，跨国投资即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配置，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新形式，其所依据的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简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鼓励特定产业产品的出口或限制其进口来达到改善经济绩效的政策体系。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比较优势分工原则的确形成了挑战，因为这一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其成效也令人存疑。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虽然我们不能证明此类政策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并不总能发挥作用。换言之，逆比较优势而进行国际分工，如果取得成功的话，也是一个特例，并不能成为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所应遵循的普遍的原则。
著名国际竞争战略学家M.E.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竞争优势理论，实现了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两大发展脉络的融合，实现了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根本点在于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又取决于资源要素、需求因素、支柱产业及产业配套状况等多个层面的因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解释二战后国际贸易新格局方面具有巨大的说服力。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美国重新赢回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因而竞争优势理论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实现和挖掘比较优势的主要指导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既包含了一个国家的初始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又包含了后发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创新的制度、组织和理念，因此从本质上看，竞争优势仍是比较优势，是超越了传统涵义上的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际分工格局中长期存在的南北问题，发达国家依其在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方面的优势，继续居于创新中心，发展中国家则还是处于接受发达国家技术辐射、产业转移的地位。不仅如此，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裂解，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因此，虽然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地都有制造业，但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能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毕竟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
1.劳动力资源优势。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韩国、台湾、香港的十分之一，制造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差距则小于劳动力成本（工资）的差异，说明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新增劳动力的素质稳步提高，但由于人口总量过大，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局面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因而可以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相对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并构筑其国际比较优势。将中国定位于国际性的制造中心而不是研发中心，人口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
2.产业基础及其技术水准。首先，中国拥有从基础产业到IT产业的完整的产业体系，重化工业基础雄厚，可以为制造业的扩张提供原料和中间产品。日本经济起飞初期，首先发展的正是重化工业，其战略考虑也是重化工业对整个制造业的基础作用。其次，经过多年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努力，能源、冶金、石油化工、汽摩及机械制造、信息电子、生物医药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凸显出来。根据OECD的分类，信息电子、医药制造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工、机械、汽车产业属于中高技术产业，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同步发展，具备加入和深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协作体系的产业基础。第三，经过自主技术革新和引进外资，中国主要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设备状况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中国成为现代制造中心奠定了基础。
3.资本总量与资本获得。现代制造业的产业覆盖面较广，以规模经济显著、投资巨大的资本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说明能否成为国际性的现代制造业中心，资本是关键要素之一。经过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本总量大幅上升，居民储蓄额巨大，引进外资连续多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统计数据和经济运行现象表明，我国已经跨越了的时代。
4.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我国人口总量巨大，人均国民收入稳步上升，现实的和潜在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可以为企业的规模扩张奠定基础。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部分企业成功地实现了海外投资。究其原因，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所提供的规模经济优势、国内市场激烈竞争所形成的企业进步压力，是重要的推进力量。
综观当今世界，不难发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产业集群战略的抉择及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群还是传统产业群，都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一国或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增长极。
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出现发展势头良好的产业集群雏形，并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西部地区的散布着的集群，基本上是靠国家投资、依赖区外要素推动形成的，而不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产物，产业区内企业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专业化分工和基于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相互认同与协同关系，也没有形成上、下游产业及支撑产业相互关联的互补作用效应，更缺乏既竞争又合作的创新动力。因此，这些集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
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基本上是在“三线”时期作为全国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国家重点投资推动下建设而成的。这种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导致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畸形，产业链缺损严重。这种产业链缺现象，无法通过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外溢机制来促进区内产业关联群的形成与发展。
西部地区的现代工业主要是在国家大规模投资推动下，从外部移入而形成的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重化工业。这种重型结构从其发育之初，就形成“全能型”的企业模式，其产品的70%-90%销往区外，生产协作链条也部分甩在区外；同时，地方性小企业则规模不足，生产要素短缺，很少得到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辐射效应。这种“双重封闭的二元结构”使得两者无法建立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也无法通过企业间的共生互补效应来形成高效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合作网络，而这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非常重要。
产业集群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要素按照要素回报率最高律在产业间和地区间充分流动而导致相关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而成的，其形成有赖于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改革滞后，使得分布在同一区域内的相关企业在经济技术上难以协调发展，增加了企业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同时，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还根深蒂固，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和地区间的流动还要受到各种壁垒的阻碍，从而制约了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集聚和关联产业群的形成。
发展产业集群必须找准产业定位。各地应紧密结合实际，选择基础好、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阔的主导产业，集中力量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尽快形成产业集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要以发展地方特色主导产业为突破口，着力培育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相互依存是其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发展区域经济应加强对专业市场内部交易系统、服务系统和管理系统的建设。建立大型专业化市场，一定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要有可行性研究，不能搞重复建设。通过建立大型专业化市场，形成产业集群。
培育产业集群必须谋划龙头项目，抓紧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带动产业集群发展。如，法国北部布雷勒河谷是著名的香水玻璃瓶制造业集群，它是欧洲香水瓶制造中心，占全球80%香水瓶的市场份额。
产业集群的发展可以通过对既有工业园区的产业进行调整实现。明确地方的主导产业，制定一些针对性措施，尤其结合招商引资而制定出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同类与相关企业进驻，并补偿性地迁移一些非相关企业，可以较快地形成产业集群。目前，我们应重视推进产业的内在联系，通过园区的产业调整培育发展产业集群。
适宜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性条件。西部地区，企业制度变革缓慢而导致适宜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缺乏，严重制约了相关企业的集聚和产业群的形成。因此，加快改革步伐，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应成为推进西部产业集成的关键举措。1.加快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营造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2.加快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推进国有企业多种形式的产权制度变革。
（2）加快国有大型企业组织结构调整，逐步形成以优势大型企业为核心，大、中、小企业高度分工，密切合作的一体化生产体系。目前西部地区中央大型企业与地方小企业之间“两张皮”彼此封闭隔阻的结构现状，很不符合产业集群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积极引导区内大型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推进区内大、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协作与配合，依托特定的产业，深化分工，形成集群产业的新格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央大型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增强大型企业的近辐射功能，通过充分发挥大型企业的集聚经济和乘数扩张效应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地方小企业应围绕区内优势大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以其小而专、小而精的优势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并且，要促使信息、资源等要素在它们之间的相互传递与流动，增强中央企业在本区的“根植化”。
以区域特色产业为依托，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西部特色产业群的培育，关键是产业的专业化整合问题，其核心是要打破行业、部门和地区乃至所有制的界限、实现优势突出、重点集中的倾斜式发展。综合考虑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和西部资源禀赋优势以及产业关联强度，笔者认为西部宜就以下特色产业群重点培植竞争优势。一是能源、原材料、重化工业产业群。关键是要广泛地发展关联产业，扩展能源、原材料的产业链，突出区域产业集群的整体优势和区域品牌优势。二是电子信息、航天航空、核技术、生物工程与新型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群。三是包括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旅游线路和旅游设施建设、旅游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以及旅游广告宣传在内的旅游产业集群。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各类技术装备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强大的装备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体现。
建国之后，国家把陕西作为重点建设地区，“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有24项落户陕西，使陕西成为新兴的装备制造业基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又把陕西列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一大批工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内迁陕西，同时，又兴建了一批配套项目。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加快技术改造、自主开发和结构调整，开发了一大批重点产品和关键技术，使陕西成为我国四大装备制造业基地之一，成为领跑陕西工业化的主导力量。2005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320亿元，从业人数39万多人，完成工业总产值750多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30%以上。建国50周年阅兵典礼上，60％的产品是陕西制造的。
目前，陕西已形成了门类齐全、产品众多的装备制造工业体系。其中工程机械、电力设备、重型汽车、机床工具、仪器仪表、电子信息等行业，代表了中国的发展水平。
汽车工业发展迅速。重型汽车、轿车、大型客车、越野汽车、特种汽车、牵引汽车等品种齐全，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入国际市场。目前，陕汽集团正在建设5万辆重型汽车新基地，并建成“法士特”15万台重型汽车系列变速器合资企业。
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高压、超高压交直流输变电成套设备等电力机械产品科研、开发与生产企业，承担着全国高压输变电设备1/3的制造任务，是国内惟一能成套提供直流输变电设备的企业。下属九个大型生产企业，资产总值66亿元。为长江三峡、葛洲坝、黄河小浪底等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提供了先进的设备及产品，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防工业总体规模居全国第一，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工业等在国防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研制生产的支线运输客机、“运七”、“运八”系列飞机、飞豹战机、火箭发动机等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有的达到国际水平。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民用飞机科研、设计、制造企业，与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等大中型航空工业企业组成了国内重要的航空工业集群，成为国内航空工业最密集的地区，在大中型飞机、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和民用产品方面形成了雄厚的科研、生产能力。在飞机设计、飞行控制、惯性导航、强度试验、飞行试验定型、机载计算机和航空发动机燃油调节系统等领域属国内领先地位。
工程机械、通用机械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大型混凝土搅拌机、沥青摊铺机、大吨位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等在国内市场广泛销售，并出口国外。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是生产透平鼓风机、压缩机、能量回收透平机和通风机的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轴流压缩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95%以上，国外同类产品根本打不进我国市场。在全国通用机械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中，陕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完成的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居全行业第二。
精密机床工具以“汉江”、“秦川”、 “汉川”、“宝机”为龙头的重点企业生产的齿轮磨床、螺纹磨床、坐标镗床、复杂刀具等产品享誉国内外，秦川精密机床股份公司推出的新一代绿色环保高精密数控磨齿机等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电子信息成为全国重要科研生产基地之一，产品有13大类1000多个系列，其中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的彩色显像管产量达到1600多万只，居全国第一位。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石油钻机制造公司之一，产品销售收入居国内同行业之首，生产石油钻机设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陕西装备制造业科技实力雄厚。全系统拥有科研院所43个，重点实验室17个，技术开发中心35个，科技人员14.2万名，是陕西省科技资源最密集的工业部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陕西装备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近年来，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陕西装备制造业显得增长乏力，在全国装备制造业所占的比重，由最高年份的4.76%下滑为1.36%，排名由第14位下降为第19名。原来占位靠前的一些行业，如工业仪表、电子元器件等，已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许多在国内开发较早的产品，如微型汽车、新型纺织机械等，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一度执行业牛耳、创造过辉煌业绩的企业，如黄河、远东、长岭等，先后陷入困境，出现发展危机。其主要原因：一是从计划经济脱胎出来的装备制造业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求；二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严重障碍了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难以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三是国股垄断，非国有经济难于进入，产权结构单一，企业机制不活。这些问题，必须采取得力举措加以解决，才能使陕西的装备制造业得到全面振兴。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聚集的趋势正在逐步加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装备市场，也为陕西装备制造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同时，国家为加快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定实施了《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和国家重点技术改造“双高一优”（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重点产品和技术结构）计划。用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工艺落后、能耗高、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落后生产技术与能力，加大对钢铁、水泥、煤炭、石油化工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强化重大技术装备开发和技术创新，提高开发能力。所有这些，都为陕西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陕西省是国内冶金、机械、电子、航天、航空装备工业的重要生产和科研基地，在上述重点支持发展的大型装备制造方面具备雄厚的生产与科研优势。为此，要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力发展陕西装备制造业，使装备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实现腾飞的火车头。
装备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装备制造业，不但能提高全省的经济与科技实力，还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扩大社会就业率。因此，在新时期加大投资力度，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对于带动全省工业腾飞，加快陕西经济发展与提高科技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陕西在大区域竞争格局中所处的战略地位，陕西装备制造业应定位于最具区域竞争优势的军事装备和民用装备，实施军民结合型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着力创新三大新兴产业领域：
航空产业领域：依托陕西飞机设计、制造、试验、试飞形成体系和飞机总体、发动机、机载设备基本配套的优势，在我国民用飞机国产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目前要重点加快新一代支线客机的开发进度，抓紧“新舟60”和“运七”、“运八”民用飞机的改进改型和市场开拓，扩大航空零部件转包生产。同时按照从军民用运输机到大型客机的发展思路，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加快实施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工程，促进全省航空资源的优化整合，建成我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基地。
航天产业领域：在抓好现有航天产品的基础上，加快大推力、无污染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和星载设备的科研开发。充分利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和国际合作的机会，加快产业化发展、商业化运作步伐，着重在航天动力和卫星应用领域形成产业优势。
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整合军工和民用部门在微电子、光电子、数字化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重点加快计算机及终端硬件生产基地、以程控交换机为主的通信产品生产基地、新型元器件生产基地建设，积极发展软件产业，力争使陕西跨入电子信息产业强省行列。
装备制造业属于组装式工业，相关配套的企业链比较长，前后关联度较高，容易形成相关产业集群，带动其它工业的发展。目前世界装备工业正向集群化发展，相同与相关制造企业与科研力量的有机集聚，通过相互竞争与合作，实现产业的不断创新与升级从而形成地区性的竞争优势。因此，应根据陕西装备制造业的分布特点，在西安、宝鸡等地区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发挥产业聚集效应，带动其他相关工业的发展。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链：重点发展军民用重型汽车、豪华大客车和微型汽车，支持银行运钞车、医疗救护车、石油测井车、压裂车、环保监测车、垃圾车、洒水车、工程抢险车、升降车、翻斗车等专用车形成规模，扩大发动机、变速器、差速器、制动器、车桥、车箱、安全气囊、轮胎、车用仪表、车用集成电路、点火装置、车用胶管、散热器、水箱、油泵等汽车零部件生产，积极开发大功率柴油发动机。在西安至蔡家坡一线形成在全国有一定特色和竞争能力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输变电设备链：以西电公司为主导，进一步提高800KV交流输变电和500KV直流输变电设备成套能力，开发智能化、高可靠性输变电设备，同时抓好光纤、光缆、电机、电力电子产品和配电设备的开发生产。在西安西郊建成国内一流的输变电设备制造基地。
工程机械链：整合陕西建设机械集团路面摊铺设备、新黄工集团土石方施工机械、西安筑路机械公司物料搅拌设备和宝鸡叉车厂装载设备的生产能力，以西安东郊工程机械产业园为纽带，加强社会化协作配套，形成产品交叉、工艺互补、成套供应、规模经营的产业集群。
机床工具链：采用先进适用的数控技术改造原有特色优势产品，重点发展普及型数控机床和高档数控机床；研制五轴以上联动的镗铣床、加工中心、虚拟轴加工机床及柔性制造系统；开发可替代进口的精密高效复杂刀具和滚动功能部件。以宝鸡为中心，建成西部机床工具生产基地。
专用机械链：重点发展石油钻采设备、大型风机、轴流压缩机、金属压延设备、印刷机械、工业缝纫机及工业泵阀等特色产品。通过产业整合，使工业专用机械在国内市场形成群体优势。
要以项目带动作为突破口，重点抓好“三个一批”，即：围绕产业集群，组织实施一批新产品开发项目；以旗舰企业为龙头，组织实施一批技术改造项目；依托重点工程，组织实施一批重大装备国产化项目。争取有较多项目纳入国家计划盘子，并列入国债项目组织实施。同时加强项目包装推介工作，吸引国内外厂商前来投资。
发展陕西军民结合型装备制造业，应大力解决当前存在的三大瓶颈：一是军工力量强，但军民分割；二是国家骨干企业多，但与地方关联度小；三是科技优势突出，但与生产脱节。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体制创新，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军民结合。促使陕西装备制造业向军民一体化发展。抓好民。鼎力支持军工企业发展民用飞机、民用航天和核电等行业主导民品，实现军民兼容。配合军工战略调整，组织不再承担军品任务的企业和分离转制的经济实体，投入民品生产，进入民用装备产业集群。抓好民转军。利用军品任务较重的有利时机，组织符合条件的民用企业和科研院所进入军品科研生产的大协作体系。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军工企业的改制和资产重组，从资本经营方面进入军工领域。抓好军民两用技术开发。促进军工技术和民用技术双向转移，实现科技资源军民共享，科技成果军民共用。特别在军民共用性很强的电子信息、软件、新材料、生物工程、通信导航等领域应有计划地抓好一批项目，取得突破。
二是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结合。共同创建一批竞争力强的航母型企业。中央与省属企业的结合，应以加快产业集群化为目标，从产品协作配套切入，建立互相依存的产业链条；从产权重组突破，建立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资本纽带，使双方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机制，组建一批大公司和大企业集团。在这方面应着重引导地方企业跳出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束缚，摒弃宁当鸡头、不当牛尾的观念，主动与中央企业攀亲结缘。要舍得拿出优势企业和优质资产，主动与中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联手，通过资本运作，推动强强联合。
三是科研和生产结合。提升陕西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改革科技成果产业化运作模式，支持科研机构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与企业组建股份公司，用新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转移。在产业集群集中的工业园区，采用官产学研合作模式，共建技术开发中心，在规划的汽车工业园以长安大学汽车学院为基础，建立汽车研发中心。引导科研机构在对外名称不变、法人地位不变、业务渠道不变的前提下进入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鼓励科研机构参股或控股对口企业，经过若干过渡阶段，转化为科技主导型企业。鼓励各类人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侵犯国家和单位权益的情况下，兼职从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创办、领办或协办各种企业。
促进装备工业企业的资产重组，实现产、学、研强强联合。陕西是国内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和科研基地，生产与科研力量雄厚，拥有大批科研院所和科研人才。但由于多数装备制造业企业规模小，自身经济实力弱，技术改造与科研投资能力小，全省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与产业、产品升级步伐缓慢，使陕西装备制造业生产与科研优势和对全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为此，应当加大装备工业资产重组力度，实现全省装备制造业资源合理配置，培育发展优势、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增强企业生产与开发的投资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配套水平；加强产、学、研的强强联合，充分利用陕西的科研优势，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加速高新技术对装备制造业的改造，促进装备制造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把陕西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
20世纪50年代，由于联合国对我实行禁运，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经济陷入困境，香港被迫开始了战后的第一次经济转型。这次经济转型的方向主要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制造业，逐步形成原材料从国外进口，加工后进入国外市场销售的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工业。到60年代，香港的纺织制衣、塑料玩具、电子工业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1977年至1981年的5年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大幅度上升，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10％。同时，运输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邮电通讯业、旅游业也获得长足发展，金融业尤其发展迅速。自1973年取消外汇管制之后，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到8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加快了香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轻加工制造业转向服务经济。80年代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4％，失业率也由1980年的3．8％下降到1989年的1．4％，带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加上其他生产成本的增加，香港制造业“搬厂回内地”成风，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1年22．7％下降到1990年17．5％，2002年更是降到4．5％；服务业的比重从1981年67．3％上升到2002年87．5％。其中比重上升较快的是进出口贸易业，从1981年9．9％上升到2002年20．7％。同期，金融保险业的比重也从7．8％上升到12．2％（参见表1）。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利用内地的廉价资源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维持其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同时，产成品通过香港转口到世界各地，拉动了香港港口、航运、物流以及相关其他服务产业的发展，开始了香港优势由制造向服务的产业转移。以出口为例，1981年，港产品出口为804亿港元，转口贸易为417亿港元，出口以港产品为主；到了2003年，港产品出口增加到1217亿港元，而转口贸易增加到16207亿港元，是港产品的10倍多。此外，香港的服务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如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香港企业近6万家，优势是船小好掉头，劣势是明显缺少规模经济优势。在IT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这个结构劣势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是香港劳动力短缺和地产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既没有象其他“三小龙”那样实现经济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转型升级，并将产业链条纳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也没有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实现服务经济向高端和知识经济方向延伸发展，形成新经济结构和新产业部门。由于香港实行的是高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因此其经济转型没有明确的方向，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资本流向。自8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7年以前的香港，其在内地乃至全球市场上投资所带来的巨额经济剩余及资金运作能力，没有投向“前店后厂”，促进珠江三角洲这个“厂”的制造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没有促进香港这个“店”的综合运作能力升级和知识进步，而是投向了投机性很强的房地产和股市领域。长期持续上升的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导致香港投机风盛行，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泡沫，为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下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埋下了伏笔，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香港1997年以来的经济困境。
香港往何处去，成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对于香港而言，下一步的经济转型，是建立与IT、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技术相关的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产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还是继续发挥服务经济优势，沿着服务业分工和专业化链条升级，向高端知识经济服务业转型；还是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内地经济转型的契机，发展出香港优势与内地制造业优势结合，香港优势与内地“走出去”战略结合，香港优势与世界进入中国的需求结合的综合运作能力。从目前情况来看，仅仅靠香港优势来发展与新技术相关的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产业是不现实的。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经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不仅与我国台湾省、韩国等相比已丧失了先行优势，而且在要素成本、要素禀赋、要素创造等方面也明显处于下风。同时，仅仅靠香港优势来发展高端服务业和知识经济也不现实。经济全球化、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对外开放，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都使香港优势直接面对世界大跨国公司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打压，服务业高端市场业务的全球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香港在这方面不具有自己的优势。因此，香港经济转型的方向，应该是与内地经济和世界经济更紧密地结合。对世界经济和内地经济的熟悉以及独具优势的综合运作能力，是香港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最大资本。这种转型，既有利于香港，也有利于内地，还有利于世界，是一个共赢的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的增长实绩举世瞩目。1979―2003年期间，内地GDP年均增长率达9．4％；2004年进出口总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将达到1．1万亿美元；截止2003年底，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6800亿美元，其中FDI为5015亿美元；2004年6月末的外汇储备达4706亿美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内地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时期，中国内地经济下一步发展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一是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新阶段带来的挑战。既要继续完成传统工业化的艰巨任务，又要面对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既有传统的工农业相对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又有知识产品和传统工业制成品相对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既有传统制造业的发展重点从量的扩张转向转型升级的挑战，又有大力发展优质、绿色和生态农业所带来的挑战，还有快速发展新型服务业和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新挑战；既要加速发展符合消费升级、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和产品，又要面对能源和资源的硬约束以及发展替代能源和替代资源的成本硬约束。
二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阶段带来的挑战。既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又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摩擦和争端；既要继续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又要坚定不移地“走出去”和扩大能源、资源和技术装备的进口；既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又要建立内需型大国经济增长机制；既要制定有全球视野、大国责任和公平非歧视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又要建立保障国家根本利益和经济安全的预警机制；既要综合有效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要建立人民币汇率、利率和货币有效调节的开放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既要重视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和全球治理的各项活动，又要积极促进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相关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三是结构调整优化的新阶段带来的挑战。一方面是消费结构不断深化升级，将为未来的发展创造庞大的需求。如住宅、汽车、电信、旅游、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增长，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已进入一个快速变动、不断升级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城镇化加速发展将成为影响中国内地未来资源、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在未来的20年内地将有2亿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其所需要的消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和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好香港优势，对于成功实现内地经济转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要用好香港的服务业优势，促进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升级和国际化。香港的服务业优势，如投融资、物流、贸易、管理咨询、会计审计、财务管理、国际化等服务功能，与包括珠三角地区的内地制造业体系相结合，将明显改善内地制造业的整体素质，提高内地企业的国际形象和市场竞争力，更有助于内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根据一项针对内地企业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51．9％）的受访企业表示香港服务业的专业程度与国际接近，明显强于内地服务型企业。同时有42．5％的受访公司表示香港公司的服务人员较了解内地的实情，较容易沟通及交流。有89．9％的受访企业表示会考虑使用由香港公司提供的服务。有8．5％的企业认为香港服务业的质量尽管较之跨国公司还有一段距离，但由于香港公司收费较低，比较适合内地的小企业。因此，通过CEPA前两个阶段的协议，进入内地的香港服务企业以内地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为内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指导或在创业板上市等方面给予支持，既可以使内地企业得到更专业的服务，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又可以使香港服务业寻找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过去香港服务企业与内地制造企业之间的合作主要是通过市场或民间组织自发建立发展起来的。在新时期，随着CEPA对两地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不断深入延伸和扩展，逐步消除两地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优势互补的合作屏障和制度障碍，建立更加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双向准入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地经济转型的新合作模式。
其次，是建立香港服务业与内地服务业之间的新型竞争和合作关系。所谓竞争，主要是香港和内地相同层次的服务企业在客户资源、业务以及成本、报价等方面的竞争关系，表现为相互替代关系；所谓合作，主要是由于香港服务业在许多中高端服务领域与内地存在互补关系，如符合国际规范的财务会计、管理咨询、国际仲裁、标准认证、新型衍生工具以及高端金融投资业务等，两地服务业主要是合作关系。通过香港新型服务业的进入，既可以为内地服务业带来外部的竞争压力，形成完善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动力机制；也可以为内地服务业开创新业务、提供新产品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此外，在人力资源方面，香港和内地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长期以来，香港有雄厚的人力资源积累，其教育水平在亚洲位居前列。随着内地开始承接服务业的国际转移，需要大量相关的人力资源。因此，充分利用香港的教育资源优势，派送人员到香港接受金融、财务、英语方面的培训，把内地人力资源丰裕优势转化为承接服务业外包的新竞争优势，既增加了新就业机会，也提升了内地服务业干中学的成长机会，又有效利用了香港服务业优势，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新要素组合。
再次，内地金融体系与香港金融体系之间的合作，既有利于提高内地高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和资本形成的效率，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尤其是随着人民币汇率有更多的灵活性，利率进一步市场化以及资本的证券化和跨境流动不断增多，内地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能力尚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用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仅对香港有利，而且对内地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虽然从本质上说，香港还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不仅在主要金融品种的交易规模和金融深化上与世界三大金融中心有较大差距，而且与新加坡的外汇交易功能也有很明显的差异，但香港毕竟是中国的香港。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合理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化的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共享香港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和完善的会计制度优势，可促进内地企业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同时，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和跨境并购的交易和咨询平台，还将进一步成为内地资产套期保值和进行风险管理的市场。
第四，通过香港服务优势、内地制造优势和跨国公司技术优势的多边国际合作，形成两地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的综合竞争优势。目前，香港和内地无论单独还是联合都不具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两地通过与拥有原创技术源和综合管理能力的第三方跨国公司的合作，仍有可能在比较劣势产业发展出国际竞争优势。尤其是通过内地的大市场和低成本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化和综合运作能力优势的结合，可在珠三角建立一个高度开放的创新科技工业园区，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设计和营运功能，建立一个新型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在这个合作模式中，合作三方的功能组合可以在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如跨国公司的研发、设计和营运功能可以设在发达国家或香港，香港的融资、资讯和物流功能可以临近市场地或生产地，最终是通过网络把各项功能有机组合在一起，形成新型的综合竞争能力。其中综合管理和运作的人才最重要，除了需要从香港或海外引进人才外，培养内地各类高素质人才也是成功的重要环节。
最后，香港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9＋2”）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广西、四川、贵州、重庆、云南等地的对外开放程度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香港是世界进入大西南和大西南地区进入世界的海上通道，发挥香港的优势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于湖南、江西、海南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利用香港作为对外开放的承接点，既可以加速这些地方的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也可以合理利用香港作为世界华人、台商、港商以及世界跨国公司进入内地的新型中介和桥梁，进一步提高香港的综合服务运作能力，提升其国际大都会的地位。
从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等经济相对发达的高增长区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等高增长地区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经济的3种主要成份和产业结构的不同组合。珠江三角洲是以三资企业为主、民营经济和国有改制股份制经济为辅的轻工和电子产业密集区域，长江三角洲是民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国有改制股份制经济三足鼎立的轻工、电子和装备工业密集区域，环渤海地区则是以国有改制股份制经济为主、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为辅的装备、电子和轻加工工业相对密集区域。从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和发展机制来看，可以说基本形成了“外资密集开放地区”、“内生性高增长地区”和“改造再生的老工业基地”等3个经济发展比较快、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经济发展区域，以及“外部投资密集推动的外生性发展模式”、“民营中小企业带动的内生性发展模式”和兼具前二者特点的“改革推动的老工业基地改造更新模式”3种重要模式。外部投资密集推动的外生性发展模式，就实质而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新的“嵌入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跨国公司和国外企业主导，与国际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基本保持同步发展。由于其“嵌入式”特点，外资密集开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对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可学习性比较差，其成功经验难以大面积推广。内生性高增长地区主要依靠国内民间资本、走的是以轻型制造业为主的低成本扩张道路，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和区域特征。内生性高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内生于我国的具体国情环境之中，在一定意义上比较接近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发展模式，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可学习和可模仿性。就改革推动的老工业基地改造更新模式而言，全国许多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国家投资布局和自身积累方式，发展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规模不等、水平差异的传统产业基础，通过传统产业和老工业基地改造方式加快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
以中部为主的中等发达地区以农业大省为主，又是除了东北之外我国老工业基地相对密集的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比较慢、地理位置相对不利、人的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的内陆省份，中部地区既没有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群体，也不可能有大量、集中和持续的外商投资，现有工业基础以传统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骨干的加工业为主，相对缺乏技术优势、体制优势和机制优势。因此，中部地区发展进程中需要有效地选择发展模式，要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和具体特点，有效组合以上3种模式特点，并与国家的东部地区结构升级、西部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战略相结合，选择复合型的发展战略模式。即“实现三个结合，组合三种模式”。
短期来看，需要更多地借鉴老工业基地发展的成功经验，以现有的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极为依托，与国家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战略相结合，走改革推动的老工业基地改造更新道路。尤其是在启动阶段要依靠已有的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各种区域和产业发展极的带动，依托武汉、洛阳、西安、重庆、成都等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老工业基地，率先在局部突破，带动全局。
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理性定位，应该是取代上个世纪中后期日本的地位，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生产制造中心。这一结论的主要论据有三：其一，目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全球竞争体系中最具优势的竞争要素仍然是劳动力，包括高素质劳动力和简单劳动力；其二，研究与开发优势的形成，不仅有赖于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有赖于超常规模的资本投入，而且必须以强大的制造能力为基础；其三，服务业尤其是面向生产、管理与资本运营的服务业，必须有其服务对象即制造业，同时服务业的高度化也必须有先进的技术硬件作支撑。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正在形成，它主要由三个环节组成：生产制造、研究开发、管理运营。把中国定位于现代制造业中心，就是将经济资源重点配置在新兴产业和经过现代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同时对其他两个环节也有所注重的国际分工定位和产业竞争战略。在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三个环节中，研究开发环节居于关键地位，管理运营环节能获取较多的国际分工利益，生产制造环节则处于较低的层次。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将中国定位于生产制造环节呢？
以比较优势作为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原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h—o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比较优势学说的经典理论地位，但二战后的国际贸易实践对比较优势学说似乎形成了挑战。围绕着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二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循着两条脉络：一是继承比较成本学说，根据实践的变化修正和发展比较成本学说，如新要素理论、动态周期理论等，循着这一方向形成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比较优势的内涵，指出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特征，但仍然坚持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与原则；二是从全新的角度去研究贸易产生的基础及国际分工所应依据的原则，如产业内贸易理论、公司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等。
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因而寻求产品的差异性并以差异产品为基础进行规模扩张，是进行分工、获取贸易利益的有效途径。表面上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结论与比较优势学说的主张似乎是不一致的，但确定差异产品的过程本身就是比较优势、劣势的过程，扩张规模以降低成本的过程就是创造比较优势的过程。产业内贸易理论所研究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水平分工发展到产品间分工、零部件分工和工艺工序分工阶段的条件下，各国如何进行分工并获取贸易利益的问题，其所依据的分工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公司内贸易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进行公司内贸易的动机、利益和格局，显然公司内贸易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紧密联系的，而跨国公司在决定是以投资还是出口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时，比较优势、劣势的分析始终是其基本的分析方法。由此不难看出，跨国投资即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配置，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新形式，其所依据的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简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鼓励特定产业产品的出口或限制其进口来达到改善经济绩效的政策体系。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比较优势分工原则的确形成了挑战，因为这一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其成效也令人存疑。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虽然我们不能证明此类政策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并不总能发挥作用。换言之，逆比较优势而进行国际分工，如果取得成功的话，也是一个特例，并不能成为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所应遵循的普遍的原则。
著名国际竞争战略学家m.e.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竞争优势理论，实现了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两大发展脉络的融合，实现了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根本点在于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又取决于资源要素、需求因素、支柱产业及产业配套状况等多个层面的因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解释二战后国际贸易新格局方面具有巨大的说服力。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美国重新赢回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因而竞争优势理论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实现和挖掘比较优势的主要指导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既包含了一个国家的初始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又包含了后发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创新的制度、组织和理念，因此从本质上看，竞争优势仍是比较优势，是超越了传统涵义上的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际分工格局中长期存在的南北问题，发达国家依其在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方面的优势，继续居于创新中心，发展中国家则还是处于接受发达国家技术辐射、产业转移的地位。不仅如此，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裂解，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因此，虽然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地都有制造业，但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能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毕竟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
1.劳动力资源优势。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韩国、台湾、香港的十分之一，制造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差距则小于劳动力成本（工资）的差异，说明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新增劳动力的素质稳步提高，但由于人口总量过大，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局面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因而可以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相对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并构筑其国际比较优势。将中国定位于国际性的制造中心而不是研发中心，人口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
2.产业基础及其技术水准。首先，中国拥有从基础产业到it产业的完整的产业体系，重化工业基础雄厚，可以为制造业的扩张提供原料和中间产品。日本经济起飞初期，首先发展的正是重化工业，其战略考虑也是重化工业对整个制造业的基础作用。其次，经过多年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努力，能源、冶金、石油化工、汽摩及机械制造、信息电子、生物医药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凸显出来。根据oecd的分类，信息电子、医药制造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工、机械、汽车产业属于中高技术产业，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同步发展，具备加入和深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协作体系的产业基础。第三，经过自主技术革新和引进外资，中国主要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设备状况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中国成为现代制造中心奠定了基础。
3.资本总量与资本获得。现代制造业的产业覆盖面较广，以规模经济显著、投资巨大的资本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说明能否成为国际性的现代制造业中心，资本是关键要素之一。经过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本总量大幅上升，居民储蓄额巨大，引进外资连续多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统计数据和经济运行现象表明，我国已经跨越了的时代。
4.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我国人口总量巨大，人均国民收入稳步上升，现实的和潜在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可以为企业的规模扩张奠定基础。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部分企业成功地实现了海外投资。究其原因，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所提供的规模经济优势、国内市场激烈竞争所形成的企业进步压力，是重要的推进力量。
5.基础设施状况。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物流中心，基础设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周延性的大小、运输成本、运输时间和信息的流动与辐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础设施状况逐年改善，尤其是近年来为扩大内需而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一次飞跃，为我国成为国际性制造业中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按照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四阶段论，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处于从要素驱动转向投资与创新驱动阶段，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处在要素驱动阶段。整体而言，决定中国能否成为国际性现代制造业中心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产业规模——投资驱动阶段的本质特征，二是制造技术——创新驱动阶段的本质特征。除了自主投资扩张规模和自主技术创新实现制造技术升级外，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为我国向现代制造业中心迈进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这是因为：①出于全球竞争和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考虑，近年来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已呈迅速增长之势，“入世”之后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的扩张；②“入世”前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就已十分激烈，“入世”以后国内市场竞争将逐步与国际市场竞争融为一体，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将直接面对国际竞争，这将促使跨国公司经常性地提升它在中国投资的技术水准；③相对于核心技术以及最新研究与开发成果，跨国公司生产制造技术的可获得性较高，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提升制造能力具有现实可行性。显然，按照比较优势定位于制造业的发展，可以比定位于其他产业从全球化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马克思对国际分工的研究侧重于生产关系层面，这对我们今天认识和参与全球化仍具重要指导意义，全球化将导致“市场无国界、企业无国籍、产业无民族”的论点，显然没有认清现阶段全球化的本质。面对经济全球化，21世纪上期中国要力争成为国际性的现代制造业中心，同时也要加大自主技术创新的力度，推动研发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成开放的、自主的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那么，制造、研发与服务三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为何我国要首先定位于制造业的发展呢？
（一）只有制造业高度发展，才能有效推进技术创新。首先，制造业是研发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熊比特认为创新的动力源于企业家精神，源于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门斯认为“经济萧条和危机迫使政府和企业寻求新技术”；罗默及其他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市场的大小决定了创新活动是否进行；罗斯韦尔在其“五代技术创新模型”中的第二代模型中指出，市场需求是创新思维的来源，研究与开发是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这四种观点表述不一，但本质上是统一的，即技术创新的动力源于现有产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现有产业的缺陷。技术创新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以人均专利拥有量评估的全球前20个国家与地区，基本上都曾经历过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其次，制造业为研发业提供要素资源。技术创新所需的要素资源大致包括三大类：科教发展基础、资金支持、创新型人才。前两者都需要制造业的高度发展提供支持，而作为技术创新关键要素的创新型人力资源，多数也是来源于制造业。因为创新型人才需要既懂技术又熟谙市场，尤其是现有产业的发展状况、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欧美国家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人员都是来自于产业界，而不是科研机构或金融机构，现有制造领域是创新型人力资源成长的摇篮。第三，技术创新的两种主要机制即市场推进型和政府推进型的不同成效，表明紧密联系制造环节的研发活动更具成效。美国、以色列和我国的台湾省等实行市场推进的技术创新机制，日本、韩国等以政府推进为主导。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政府就制定了大规模的it产业发展计划，投入巨资进行研发活动，但成效不如台湾省。究其原因，市场推进型的技术创新体制紧密围绕制造环节，能及时发现现有制造技术的缺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总之，以制造业的高度发展来推动、拉动研发业，研发活动才能更具效率，避免盲目性，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有学者在分析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需求之源，没有工业化，信息化就失去了支撑，成了无源之水。
（二）只有制造业高度发展，服务业的高度化才具备基础并成为必要。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服务业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为满足人们生活服务的消费型服务业，包括商业零售、餐饮娱乐、社区服务和为居民生活服务的交通、通信、房地产、旅游业等；二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型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通信、广告、物流配送等。前一类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制造业的发展为基础，因为一方面，只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
